作者簡介：林銳，男，1973年2月出生，博士。1997年在浙江大學計算機系學習時獲浙江省第五屆青少年英才獎(少年、學生組)一等獎。現為上海貝爾有限公司項目經理、高級研發工程師。曾獲中國大學生電腦大賽軟件展示一等獎、“挑戰杯”全國大學生課外學術科技作品二等獎，畢業設計獲電子工業部科技進步二等獎。專著2部。（icech：作者簡介是在網上找的，可能不全，可能過時了，現在他應該有更大的成就了，我想。這篇文章是作者99年寫的，但是現在看來還是有意義。）
寫此文使我很為難，一是擔心讀者誤以為我輕浮得現在就開始寫自傳，二是擔心朋友們誤以為我得了絕癥而早早留下遺作。
不論是落俗套還是不落俗套地評價，我在大學十年里都是出類拔萃的好學生。并且一直以來我對朋友們和一些低年級的學生們都有很大的正面影響。這十年是一個從幼稚到成熟的過程，交織著聰明與蠢笨、勤奮與懶散、狂熱與怯懦、成功與失敗。做對了的事可樹立為榜樣，做錯的事可掛作為警鐘。我寫下經歷與感受，期望以此引導和勉勵無數比我年輕的學生們。我資歷尚淺，既沒有哲學家的深遂，也沒有詩人的風華，不足以堂皇地育人，只能講一些故事以表心愿。
我出生在1973年的春節，屬牛，是"牛頭"。父母為我起了很好聽的名字叫"林銳"。這一切暗示著上天對我別有用心，將降大任于我，可是這時候上帝去了一趟廁所。天堂與人間的時差如此之大，就在上帝大小便的幾分鐘內，我混混沌沌地度過了童年和少年，天才因此成為凡人。
我小時候生長在浙江黃巖的偏僻山區。父母都是中學教師，由于山區師資缺乏，父母經常要從一個山頭調到另一個山頭教學。我換讀過的小學的數目比我的年齡還大，沒有伙伴，也沒有家的概念。我就象活在貨郎擔里的小雞，縮成一團，在高興或恐懼時至多"啾""啾"地叫幾聲。我在讀小學與初中的8年里，既不聰明活潑，也不調皮搗蛋，確切地說象塊木頭，簡直是我名字的反義詞。在學習上我沒有受過一次表揚，也沒有任何值得留念的人或事。無論我現在多么努力都已無法追回失去的8年金色年華，好心痛！
我草草地并且稀里糊涂地在13歲時從初中畢業，無處可去。這下我發慌了，開始渴望學習。我灰溜溜地離開山區，可憐巴巴地到一個比較好的鄉下中學重讀初三。我勤快得早晨4:30就起來讀英語，腦袋似乎也被嚇開竅了，"數理化"學得很好，并且生平第一次在物理考試中得了滿分。當我再一次從初中畢業時，我以全校第一的成績考入了黃巖中學讀高中。
黃巖中學分農村班與城市班，我當然是農民階級。"階級區別與歧視"對我是相當有促進作用的。我連任了幾年的衛生委員，星期六和星期天同學們習慣地把活留給我，我這小官當得有滋有味。《物理》學得極好，有一種直覺幫我快速準確地解題，常常是老師剛把題目寫完我就報出答案來。上物理課時我沒法講廢話，因為我一開口就是標準答案。
可惜我的文科成績極差。那時期盛傳"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們年少不懂事，糟踏了學文科的好時光。我寫作文的最高目標就是不逃題，考試前我總是反復祈禱：我沒干過壞事，保佑我作文不逃題吧！歷史考試時填寫"任課老師某年某月某日在我家鄉英勇就義"，比誰的成績更接近零分。更讓我沮喪的是，這些行徑都不是我發明的，我頂多是個跟屁蟲而已，一點回憶時的自豪感都沒有。
我現在認為文科教育實質是素質教育，如果素質不高，男孩再聰明也難以成大器，當然也難以吸引好女孩。
高考時我語文得了54分（是班里的中上水平），總分只比重點線高十幾分。我不敢報考好地方，只好選擇內地。選來選去只覺得西安與成都兩個城市還不錯，我拿把尺子在地圖上一量，發現我家鄉離西安的直線距離較短，于是就選了西安。老師們只聽說過西安交通大學比較有名氣，但誰也不了解。我以為在西安交通大學是學習開火車、開輪船的，盡管我也很渴望能開車開船，但考慮到自己的身材單小，就忍痛割愛了。我覺得西安電子科技大學的名字很好聽，符合我做科學家的夢想，于是就報考西安電子科技大學（以下簡稱西電）技術物理系。
上帝精神拌擻地從廁所回來，發現我已經上大學。也許他原先是把我安排在清華或者北大的，但事已至此，干脆也就撒手不管了。他這一偷懶反而是好事，我在讀大學的十年中自由發展，成了卓而不群的學生。
剛進西電，首先吸引我的是麻雀和饃。那麻雀滾圓滾圓的，簡直是會飛的肉彈。它們不怕人，成堆聚集吵鬧，常讓我誤以為是沒有教養的一群雞。那饃又白又大，既不放鹽也不放糖，既不象饅頭也不象包子。饃涼了后賊硬，據說有同學被樓上扔下的半塊饃砸中腦袋，當場長出一個"肉包子"。最好笑的是人們把"饃夾肉"叫成"肉夾饃"，那東西實在好吃。
西電原是軍校，作風嚴謹，校園并不華麗，生活有些單調。盡管我來自山清水秀的地方，可我的確喜歡西電的粗獷與憨厚。有一天我看到一個新生寫的很肉麻的贊美西電的大字報，有一句是"我踏上了東去的列車"，我不禁笑掉牙。這一笑意味著"大個子欺負小個子"歷史的結束，"小個子欺負大個子"新紀元的開始。
上大學的第一個學期剛好碰上美國打伊拉克（"沙漠風暴"行動）。那時全國都在談電子戰，我們全校都是研究電子的，而且以軍事應用為主。在那種氣氛里，同學們都有很強的使命感，并且被鼓動得信心十足。
一日，系主任視察早讀，偏偏有同學遲到。系主任喝問："你為什么遲到了？"
"因為我來遲了，"同學毫不含糊地回答，昂然入座。
我在班里年齡最小個子也小，上課時就象猩猩堆里的猴子那么顯眼。由于我們是物理系學生，第一學期的《普通物理》課程就顯得非常重要。系副主任給我們上課，他長得象葉利欽，口若懸河，板書極快。象在高中上物理課那樣，我常在"葉利欽"剛寫完題目時就報出答案。開頭幾次，"葉利欽"滿臉疑狐地掃視我們，好像是要抓住拔掉他自行車氣門芯的那個搗蛋鬼。后來他在第一排發現了我，我倆樂得裂了嘴。課間候息時，"葉利欽"常坐在我旁邊，乘他給同學們答疑時，我就用筆拔弄他碩大無比的手指，在他指甲上涂點什么。
在第一學年，我就象亂草叢中的野花那樣脫穎而出，倍受老師和同學們的關懷。就在我光榮到感覺屁股都能綻放光彩的時候，發現了令我膽戰心驚的學習缺陷--不會做實驗。一進實驗室，我就束手無策，渾身發抖。我相信大一的學生都有虛榮心，為了維護"最聰明"這個榮耀，我完全可以掩蓋、躲避甚至偷偷地彌補實驗能力的不足。
我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為了對抗虛榮的引誘，我夸張其辭地把"缺陷"告訴每一個我認識的人，讓我沒有機會欺騙自己。
聰明的人并不見得都有智慧，他可能缺乏"真實"這種品質。雖然我是在碩士畢業的時候才立下誓言——"做真實、正直、優秀的科技人員"，但我在18歲的時候就已經做到了"真實"，我必定一生保持。
第一年暑假回家，得到一個驚喜：家里竟然有了電路實驗室！
因為我常在信中鼓吹自己實驗能力何等之差，“長此以往，下場將極為悲慘”。父母經不起這種“恐嚇”，教英語的父親將半年的工資連同“私有財產”全部捐出，每周到很遠的商品交易市場購買電子元件以及器材，在家里建立了實驗室。父親很威嚴，我從小就怕他，但那個暑假我一點也不怕他。我們一起做實驗，都從零學起，話不投機就用電烙鐵“交流”，完全是同事關系。后來，我的興趣轉向了計算機，家里的實驗室就由父親獨掌，繼續發揚光大。現在父親修理電器的水平在家鄉遠近聞名，學生們都忘了他是英語教師。
母親是數學教師，年輕時略有姿色，智力遠勝父親。當她與他在山頭的學校里相遇時，他一頓熱情洋溢的飯菜就把她繳械了。我小時候家里很貧窮，家就象一條飄蕩的小船，父親劃槳，母親掌舵。當我6歲上學時，母親就說：“兒子啊，你將來只能靠筆吃飯而不能靠鋤頭吃飯。”小時候，母親怕我變狡詐而不允許我學下棋。盡管我在大學里已經相當出色，母親來信總不忘叮囑“德智體全面發展”。她常用獨特的方式檢查我：
（1）看我是否變胖。如果我胖了，表明我懶了。因為勤奮的人沒有理由變胖。
（2）看我說話是否還快。如果我說話慢條斯理，表明我變笨了。因為腦子靈活的人沒有理由說話不快。
我讀博士研究生時，母親的眉頭才舒開。她經常在師生中發表自由言論：“兒子的智力與性格完全是我遺傳的，他爸毫無半點功勞。”
第三學期的主要課程是電路分析。電路題目常常很滑稽，當你滿頭大汗地解完方程時，答案往往是零。我歸納了不少公式用于簡化計算，所以照樣能在老師畫完電路圖時報出答案。學習是如此的輕松以致于我有太多的課余時間。
在課余我常做兩件有意思的事：
（1）我為學習較差的十幾名同學辦了補習班，給他們講課，改作業，出考題。我就象老母雞那樣看護著一群小雞，使班長、學習委員等班干部形同虛設。我這樣做既提高了自己的表達能力，又幫助了同學。這事不是老師叫我干的，是我自己的主意。
（2）我經常在宿舍里焊接電子線路，技藝漸精。我曾花了兩天時間，把磁帶盒做成能發聲、發光的精美禮物，樂顛顛地送給一個女孩子。可惜不久后我迷上了計算機，從此再也沒親手做過好玩的東西。
上大學以前我根本沒見過計算機。在第四學期時我遇到了十年來最敬愛的老師周維真，從而對編程產生了強烈的興趣。他教我們Fortran語言，Fortran語言對我沒有影響，影響我的是周老師高尚的師德以及他在教學和科研中的敬業精神。我從他那里學到的是怎樣做人，怎樣做學問。
很多計算機系老師改作業時喜歡打“√”或打“×”了事。周老師不僅把作業里的錯誤都找出來，而且逐一評注“好在哪里”和“差在哪里”。為了不讓周老師過于勞累，全系同學有一個約定：上課時不準吵鬧，否則別來；作業必須清楚，否則別交；提的問題必須有質量，否則閉嘴。
Fortran語言期末考試，我的卷面成績是97分，有個女同學考了99分。我當時官為課代表，想不到被一個女生超過，甚為沮喪。可是報到系里的成績單上，我的成績是99分，那個女同學是97分。我以為周老師搞錯了，跑去問他。周老師笑笑說：“你平時的學習表現，該得滿分。不能因為考試中的一個失誤而打擊你的積極性，所以給你加２分作為鼓勵。而她一上機就束手無策，要讓她知道考試成績高并不表示已經學好了，扣她2分以示警告。你本來就是第一名。”這時又跑來一個“查”成績的同學，他得了59分，哀求周老師讓他及格。周老師說：“你的試卷我看了好幾遍，的的確確是59分。而你平時的學習表現也不會超過59分。這一分不能加，否則我會害你一生。”
在我這一級（90級），周老師至少為技術物理系教出兩名軟件高手——我和馬佩軍。我和馬佩軍讀到碩士時已在軟件方面雄霸西電，計算機系學生毫無翻身之望。由于馬佩軍不好名利，風頭讓我一人獨得。我離開西電數年后，余威尚在。可惜我和周老師相處不到一年，他便調到北京信息工程學院。然而師恩的厚薄不在于時間長短，好的老師會讓人想念、感激一輩子。
在上大學的前三個學期，學習如同表演，有趣而且輕松。自從第四學期學習了計算機課程，我就有了新的追求，我多么渴望擁有一臺計算機，可以天天編程。如果挨一個巴掌能換取一分鐘上機時間的話，我愿意每天挨1440個巴掌。如果非得加上一個期限不可，我希望是一萬年。
我本科的專業是半導體物理，一二年級由系里負責教學，三四年級由微電子所負責教學。在第四學期末，我央求系里把我推薦到微電子所參加科研，賈新章教授“收留”了我。我踏進微電子所的那一腳，讓我從純粹學習轉向了科研，從“高分低能”轉向了“低分高能”。
我終于有了一臺286電腦，那個暑假我就睡在實驗室里，時時刻刻守著它，深夜里我一個人沖著它發笑，一會兒蓋上布，一會兒掀開布，一會兒摸摸它的“臉”，一會兒理理它的“辨子”。我很快地完成了任務——設計一個“立方運算”的模擬電路，并且學會了C語言。
西電有個好傳統，每年冬季舉辦一次全校性的“星火杯”學生科技作品競賽。每屆都有六七百件作品展示，低年級的學生看后無不熱血沸騰，躍躍欲試。我很希望能獨立開發一套軟件，參加本屆“星火杯”競賽。賈新章老師是研究集成電路可靠性的，見我如此熱切，就讓我開發“集成電路可靠性分析軟件”。
我開始一邊研究數值算法，一邊設計軟件。從炎熱的8月份到發冷的十一月，幾乎天天通宵編程，程序很快增長到一萬多行。在離競賽還剩一個月左右的時候，出現了大量的問題。不僅程序老是出錯誤，而且發現原先的算法并不有效。此時已經沒人能夠“救”我。賈老師不會編程，不知道問題究竟出在程序上還是出在算法上（實質上兩者都有問題）。而那些懂軟件開發的年青教師，實在看不明白我的上萬行程序是如何組織的。他們只能悲傷地看著我掙扎。由于我經常逃課，好學生變成了壞學生。系里意見極大，賈老師十分為難。不少老師和同學勸我趕緊“改邪歸正”，放棄項目，不值得因小失大。
當時我有個無法動搖的心念：如果放棄一次，那么碰到下一個挫折時我就會繼續放棄；如果堅持而成功，那么碰到下一個挑戰時我會激勵自己再取成功。
在壓力面前，我依然堅挺。每當略有進展時，心里一陣狂喜，但很快又會碰到新的困難，有時一坐就是20個小時。每天在喜悅的顛峰與苦惱的深淵之間反復折騰。在競賽前二天，我終于成功地完成了軟件研發，結果獲得軟件與論文兩個二等獎。這個榮譽本身不值得一提，并且我付出很重的代價——對物理專業失去興趣而徹底拋棄了它。但那時我才19歲，在極限狀態下，我磨練了意志，使我日后充滿激情。在本科四年級，我認識了微電子所的郝躍老師。他是數學博士，是微電子所最有才華、最瀟灑、最有領導風范的青年學者。我常去向他請教數學問題，他講得意氣風發，我聽得如癡如醉。我倆一個月的“交流量”很多碩士化一年時間也得不到。有一天，郝老師說：“你做我的學生吧。”我就毫不遲疑地從賈老師門下“跳槽”到郝老師門下。郝老師后來是我的碩士生導師，他高興時喜歡說：“好，很好，非常好！”我看著他升教授，升博導，升副校長，師生兩人分別在各自的階層中名聲顯赫。
在三四年級，我的專業課程沒有一門及格過。但由于微電子所的老師們已經認可了我，就把我的卷面成績作為及格線，我對同學們的幫助莫大于此！如果要我考研究生，我絕對考不上。系主任安毓英覺得我將來很有前途，于是不顧別人反對，一錘定音讓我免試讀碩士研究生。
讀碩士研究生后，我的科研條件相當好。導師十分開明，任我自由發展。我最喜歡做的事是設計圖形用戶界面和開發數據可視化軟件。圖形程序的最大魅力是即便它毫無用處，你也可以自我欣賞。總有人擔心“花很多精力、物力讓界面那么漂亮，圖形那么逼真是否值得？”這種問題不能強求別人與你一致。我當時贊美女孩子的最高境界就是把她和我的圖形程序相提并論。
我喜歡設計用戶界面是因為自己有相當好的美感。在讀本科時我模仿過六七個流行軟件的界面，常常向同學演示、賣弄。覺得還不過癮，就寫了一篇名為“用戶界面設計美學”的短文。凡是路過我實驗室的同學都被我逮住，被迫聽完我得意之極的朗讀，茫然者與痛苦者居多。不久我的朗讀便所向披糜，聞聲者逃之夭夭。
我的研究工作基本上以集成電路的數值計算為主，數值計算產生的一堆堆數據常把我搞得暈頭轉向。我發現用圖形來表征、解釋數據可以讓自己不再迷糊下去，那感覺就象剛睡醒時沖涼水一樣。我碩士學位論文中的軟件就是用圖形來仿真集成電路生產過程中“缺陷”對成品率的影響。我并不是在看了學術論文后才開始研究可視化技術的，我是在做了工作后才發現那些好玩的技術叫做“可視化”。由于我肚子里頭的確有貨，在碩士一年級，我沒有使用“剪刀”與“漿糊”（這是很多人寫書的法寶），只化了三個月時間就寫完第一本著作《微機科學可視化系統設計》。
我在讀碩士期間的工作強度與本科時的相當，但工作方式有很大不同。我有了明確的目標：（1）開發自主版權的軟件產品；（2）培養做領導的才能。這個目標可以通過團隊工作，參加全國性大學生科技競賽而實現。
我在西電成立了“可視創意軟件小組”，馬佩軍、戴玉宏、馬曉宇是我的主要技術伙伴，幫手很多（有幾個漂亮的女生負責宣傳）。辦公室里貼滿了標語，如“創造性的事業要靠激情來推動”，“生于憂患，死于安樂”，“讓春天消失”。還有大幅的“作戰圖”，倒計時牌。每個伙伴寫了一張“軍令狀”放在機器上，我迄今還記錄著那些純真、活潑、充滿激情的文字。那是多么艱苦而幸福的日子，夜里放震耳欲聾的音樂、咬尖辣椒提神，有伙伴累得蹲在廁所里睡著了。
在1994年和1995年的冬季，我們的軟件作品分別獲中國大學生應用科技發明大獎賽二等獎和全國大學生“挑戰杯”學術科技作品競賽二等獎，在西北地區，我們是“老大”。我成了西電學生的榜樣，仰慕我的學生有一大批，我剛到浙大讀博士學位時，收到一個西電計算機系學生的信，他說：“你走了，我呆在西電沒有意思，我準備考浙大的碩士，你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在碩士畢業前，我在鑒定表上這樣寫道：“我熱愛科技事業，如同熱愛生命一樣。近5年的科研工作帶給我最充實的生活，也寄托著我美好的向往。可我同時也感到了痛苦，因為5年來我耳聞目睹科研中太多的弄虛作假。我發誓：做一名真實、正直、優秀的科技人員，以正身自勉。”
我在西電度過了幸福的6年半，最讓我牽腸掛肚的是“吃”、“友情”和“愛情”。
當我第一次吃紅紅的和青青的辣椒時，“感動”得滿臉是淚，那滋味讓我覺得前17年白活了。我在讀碩士時已經能自力更生，我開發的軟件不僅競賽獲獎掙了名氣，而且還掙了錢（賣了二十多份軟件，平均每份掙500元）。寫書得稿費7000元，那時我簡直就是富翁。這些錢的小部分用來給女孩子買禮物，大部分用于和與哥兒們吃香的喝辣的。
我相信自己已經嘗遍了西安的小吃，并且發現了一個真理：最好吃的東西都在地攤上，最香的東西一定是辣的，最辣的東西一定是香的。曾經滄海難為水，我在浙大的三年里很少再吃辣椒，因為怕它玷污我心目中的辣椒。
在我小時候，我爸很討厭土豆，他竟然因此不讓我吃土豆。我哪敢跟他論理，于是忍啊忍，一直忍到我上大學“遠走高飛”。如果說辣椒是我新交的女朋友，那么土豆就是我天生的命（迄今尚未發現能讓我不要命的食物）。我在西電經常用電爐（從來都沒被抓住過）做“以土豆為核心”的菜，天長日久，朋友們干脆叫我“土豆”。
我吃飽土豆和辣椒后不免深思而感嘆，人要是認認真真地吃，真的花不了多少錢，那些貪官究竟是怎么吃掉巨款的？我將來怎么吃得掉自己掙來的錢？
我在讀中學與本科時，滿頭白發，腦袋可以當白熾燈泡用。當我碩士畢業再照鏡子時，嚇了一跳，白頭發不見了！我不知道究竟是哪種食物起的作用（估計是辣椒）。那些早生白發的小伙子們，你們就到西安上學吧。
馬佩軍是我最早的朋友。剛入學時我們同住一個宿舍，他象國民黨兵盤問良家婦女那樣上下打量我，問：“喜歡干啥？”
我怯生生地回答：“打乒乓球。”
他再問：“什么風格。”
我答：“快球。”
他突然象閻錫山那樣怪笑，拍拍我的肩膀說，“好！我喜歡，以后你就是我的朋友。我是陜西人，農民，會開拖拉機和卡車。這里是我的家，以后你有啥事，就對我吱一聲。”
馬佩軍和我打乒乓球時口中念念有詞：“哼！你對我狠，我對你更狠；你對我好，我對你更好。”他好幾次說要把世上最好吃的板栗送給我一袋，這一袋板栗我到現在都沒拿到。
馬佩軍夜里極能侃，吹他家鄉的人跑得快，常把野兔追斷氣。有時他吹得太離譜，常令我們6人群起而攻之。為了把我們一舉殲滅，他白天到圖書館查“資料”，夜里再挑起事端。雙方就象印度與巴基斯坦，常干兩個禿子爭一把梳子的事。
馬佩軍上大學前也沒見過計算機，但他對計算機技術有極強的領悟力。我們第一次上機時，他把我拉到打印機旁邊說：“幫我防著管機房的，我要修理這臺打印機”。還沒等我反應過來，他就開始“肢解”打印機。我無比深刻地體會到：歹徒在作案時都不害怕，最提心吊膽的就是那個放風的。他在5分鐘內修好了打印機，我佩服得五體投地，甘愿下次再跟他干“壞事”。我一直認為馬佩軍是西電編程第一高手，他編程的時候根本不是人，是指針。之所以我的名氣大，一是因為他不好名利，二是我把他的程序寫上了我的名字（并且賣了不少錢）。
馬佩軍的女朋友是我介紹的，我一眼就看出她將嫁給他。后來倆人果真結婚了，只是他嫁給了她。碩士畢業后，馬佩軍留在西電讀博。前年我再見到他時，他說我害死他了，快樂得要宰了我。我喜歡陜西人源于馬佩軍。
宋任儒是我們的班長，也是班里最早的黨員，滿口仁義之道，比唐僧還讓人受不了。在二年級時，我迷上一個比我大一歲有了男朋友的女同學，多日沮喪。他看在眼里痛在心里，跑去把那女同學教育了一通。蘇聯解體的時候他十分沉痛，在思想教育課上，他向我們作了深刻的檢討，好象是他沒有管教好戈爾巴喬夫那小子。最后他為我們點燃了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蘇聯”將重新成為蘇聯，共產主義旗幟將繼續在全世界飄揚。
在本科三四年級，他對跳舞十分入迷，連上廁所都滑翔而去。我那時常把自己關在實驗室里搞科研，極少有空與他玩樂，等到本科畢業時，猛地發現他已經風度翩翩。
宋任儒的學習既不好也不差，我們從來沒有合作研究過什么。我喜歡他是因為他很有情趣，不落俗套。也許，我倆本來就是“敢愛而不恨”的同一類人。
本科畢業時，他分到威海工作，走之前我為他餞行。可在碩士開學時，我的房門被人一腳踢開，他對我喊了一聲“林子啊，我又回來了”。我就象祥林嫂見到了被狼叼走的孩子。
宋任儒讀碩士時被發配到臨憧771所，他在那里過上了樂不思蜀的日子。有一天，他帶來兩個文靜的女孩子（一個讀碩士，一個讀本科）來串門。就在我洗水果的幾分鐘里，三個人已玩得樂翻了天，兩個女孩滿屋子追他，一會兒把他按到桌子上打，一會按到床上打。我驚詫之極而又羨慕之極，恨不得挨打的人是我。想不到上學竟然會有這等歡樂，看來我讀碩士的日子白過了。
后來，那個大一點的女孩子嫁給了他。當他帶她去見公婆時，公公長嘆一聲：“把兒子交給你，我就放心了。”而婆婆已樂得合不攏嘴，竟然無法嘆氣。
現在，宋任儒已從復旦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比我更早地成家立業。他和她既是夫妻，又象兄妹，還象伙伴。他叫她“聰聰”，她叫他“笨笨”。
“聰聰”問“笨笨”：“老公啊，人活著為了什么？”
“笨笨”答：“就是讓咱們每天快快樂樂。”
我迄今親眼看到的幸福莫過于此。
我在大二時曾為系里學習最差的十幾名同學辦了補習班，謝偉在這個補習班里名列倒數前茅。在他睡懶覺時，我象催命鬼那樣喊他捅他。他無比吃力地抬起沉重的眼皮，就象軟弱無力的舉重運動員，還沒有挺起來就趴下了。
他開始呻吟：“這一次就饒了我吧，下一次我一定一定會去的，求你了。”
我不肯。
“那么讓我再睡5分鐘，”他不死心。
我仍不同意。
“那么你就從1數到10，要慢一點，”他討價還價。
當我數到9時，他就接著數9.1,9.2, 9.3 ……
一開始他覺得我很好玩，后來他就喜歡得離不開我了。并不是因為我學習好，而是那時侯我天真并且充滿活力。在三四年級我忙于科研時，他照顧我的生活，叫我“少爺”，既做管家又做兄長。我們不僅共用飯菜票，并且共用僅有的一個碗，總是他買飯菜和洗碗。
我們那一級的學生大多崇拜巨人公司的創始人史玉柱，我問謝偉：“我是不是和史玉柱一樣能吃苦？”
他說：“如果考慮年齡因素，你已經比他更能吃苦。你將來一定能做大事業，我就把希望寄托于你了。”
在我們都還不成熟的時候，我成了他心中的燈塔，只要燈不滅，希望就在。現在他為了娶一個日本姑娘，披荊斬棘追到日本，有了新的希望。
二十幾年來，我就為一個男人哭過，那時他本科畢業。
我讀碩士研究生時，由于受我的影響，本系三四年級的學生蜂涌至微電子所參加科研。夜里看十二層高的科技大樓，燈火通明、熱鬧非凡的那一層就是微電子所。那時，我在微電子所學生中的地位仿佛伊拉克的薩達姆，手下兵將極多。
我寫第一本書時，有幾個人老向我伸著手等待輸入稿子，就象火車站行乞的人那樣陰魂不散，使我沒時間慢騰騰地打草稿。我就象金庸寫小說，有如神來之筆，想到那里就寫到那里，寫了一段他們馬上輸入一段，一氣呵成。那本科技書寫得很滑稽，同學們看得笑出眼淚，編輯看了拍案叫絕，只改了幾個字就出版了。
那時侯我的心情是如此之好，為一男同學亂蓬蓬的頭發寫了一篇散文，并送他一把梳子。又把一女同學的實驗報告寫成評書。我的文筆大概就是這樣練出來的。
這一群學生中，戴玉宏、史江一和馬曉華是我最好的伙伴（我們都屬于牛）。
戴玉宏其貌甚帥，眉中有一根白毛閃閃發光，因此號稱“白眉鷹王”。“白眉鷹王”武功了得，是我軟件產品的核心開發人員，我們合作最深最久。后來我開公司，他就從廣州辭職到杭州為我助威，令我感動不已，可見讀大學時期我們有多鐵！戴玉宏有一次打飽嗝，整整打了兩天兩夜，我差點心疼死。
我尚未發跡之日曾與戴玉宏在校園里賣花，無人問津，就請電子工程系的魯潔救助。魯潔溫柔貌美，她一言一笑尤如春風吹拂蘇堤的楊柳，令人心里一蕩再蕩。頃刻間就有男生圍觀，有人看花，有人看“貴妃”，魯潔一走，我和戴玉宏可憐得就象兩根蠟燭。魯潔讀大學時調皮搗蛋，到四年級時還不太會編程。她的本科畢業設計是仿真“雷達跟蹤飛行物”，程序基本上全是我編寫的。我已記不起用了什么公式，只知道每次計算后都彈出一個對話框“報告長官，擊中目標”。魯潔畢業后到深圳的一家軟件公司工作，幾年一過，她成了行家。再與她交談時，我只有聽的份，象雞啄米一樣點頭。
史江一和馬曉華都是狹西人，和馬佩軍一樣厚道熱情。史江一性格穩重，屬于“你辦事我放心”的那類人。我對微電子專業一竅不通，全靠他幫我混過實驗這一關。后來我開公司失敗，陷入經濟危機，就把希望工程的一個小孩托給了他。
馬曉華是我最不放心的人。他常常為別人做事情，但熱情過頭就忘了自己的事情。有幾個不道德的學生就利用他的這個缺點，經常使喚他，并且借他的錢不還。馬曉華喜歡為那些人“賣命”并且挨訓，他總是在受虐待夠了的時候再跟我們嘀咕，我們實在氣不過，只好對著他的屁股追加一頓拳腳，并給他一個綽號“受虐狂”。但愿他找個好老婆，我可以早日放心。我們這一群小伙子同時喜歡上一個女孩子，她叫姜姍，是她班里的四大美人之一。我們不僅沒有爭風吃醋，而且心甘情愿地讓她坐遍每個人的脖子。姜姍小姐5歲時她爸姜曉鴻成了我的同事，我們經常一起去釣魚，親得象一家人。姜姍喜歡大喊大叫，聲音高過帕瓦羅蒂，我們教唆她喊她爸“姜球球”。
我常帶姜姍到小炒攤去吃女孩子不敢吃的東西，并哄她：“世上最好吃的東西是雞屁股。”
她無師自通地加上一句：“世上最好聽的屁是雞放的屁。”
我常想著將來生個兒子并把他培養成天才，但如果能有姜姍這樣的女兒，不要兒子也罷。
在本科三年級我第一次參加“星火杯”競賽并獲得軟件二等獎后，馬上成為低年級學生眼中的明星。我義務當上了一年級學生的上機輔導員。一天晚上我巡視機房，一女生請求幫助。
我見屏幕上空白一片，根本沒有一行程序，十分疑惑地問：“什么問題？”
“沒有問題。”她把書往我手上一塞說：“這些作業你幫我做。”然后就自個子跟她的同學玩樂，把我撇在一邊，似乎我辛辛苦苦地學習就是為了給她做作業。
我定神對她細看，發覺她簡直就是《射雕英雄傳》里的黃蓉再世，頓時心就“突突突”直跳。當天晚上我沒睡著，接下幾天的課不知所云。在選修課《操作系統》考試時，我給家里寫了一封超短信：請快寄錢來，我談戀愛了。我交了白卷直奔她去。
我的初戀只有兩個月，卻讓我思念了8年。她離我而去時沒有任何理由，而我卻失魂落魄。在我本科畢業前的18個月里，白天我狂熱工作強作笑容，夜深人靜時心痛如刀割而無法抑制。沒有人為我“療傷”，我是硬挺過去的，這一段經歷使我日后心理承受能力極強。后來我開公司的失敗雖然對信心有所打擊，但根本無痛可言。
我們分手后并未成為陌生人，就象兩只刺猬，離得遠了就有點留戀，離得近了，就刺著對方。認識她時我雖然已略顯才氣，但并不具備成熟男人的魅力，很多事情我并不知道怎么去把握。有時“喜歡”并不能成為“愛”，感情也許是永遠研究不透的學問。
我讀碩士研究生時有了一群生機勃勃的朋友，感情的傷痛被淹沒了。朋友堆里夾著一位女生，她文雅而富有氣質。平日里無拘無束，大伙戲稱她是我的秘書。我的言行舉止和穿著都經過她的調教，倆人出雙入對，十分親近，不知不覺有了感情。別人已經把我們當成戀人，我和她牽著小姜姍散步時，簡直就象一家人。
可是我當時著迷于事業，認為自己不久將干一番驚天動地的事。鑒于史玉柱在創業時就離過婚，所以我認為感情是事業的累贅，兩者不可得兼。
更糟糕的是，我和第一個朋友藕斷絲連，偏偏她倆是同班同學。我知道腳踩兩只船沒有好下場，可我的的確確同時喜歡著兩個人，并夢想她倆能合二為一。我情愿被人指責，也不愿掩飾真實的感覺。有時她倆一同走過，我站在路上丟了魂似的看著倆人的背影，任憑看熱鬧的人指指點點。
我和第二個朋友已經有了很深的感情，她畢業后我曾坐火車千里送鮮花給她，讓她感動過。而我固執的性格和對初戀的思念終于讓她心碎。盡管我們已經幾年沒見，我依然看得見她留在我心里的那顆眼淚。
我在西電六年半的學習和生活也許是一生中最珍貴的，叫我怎能不愛西電。
兩年前我回西電，驚奇地發現校園里房前屋后長滿了待收割的小麥！這所大學是從事電子科技的，種小麥干啥呀？
朱總理曾講過：“目前國家糧食充足，再來三年自然災害也不怕。”現在國泰民安，似乎用不著“深挖洞，廣積糧”吧。我素知西電提倡勤儉節約、自力更生，但與其種小麥還不如種蔬菜呢。
老同學告訴我，種小麥是為了應付“211”工程（為21世紀選拔100所重點大學）的檢查團，因為“211”工程有較高的綠化指標。偏偏檢查趕在冬天，那時的西北極難長草。西電本來就人多地少，地上一長草馬上就會被談戀愛的學生給折磨死。一到冬天，整個校園就光禿禿一片。用小麥綠化校園可謂千古絕筆，檢查團的那些權貴人士早已五谷不分，豈知所見的“草坪”乃是麥田。
浙江大學依山而傍西湖，是個美麗而高貴的大學。1997年春天，我就象干兒子那樣擠進她的懷抱，并期望得到關愛。我到了向往已久的計算機輔助設計與圖形學（CAD&CG）國家重點實驗室讀博士學位。導師是石教英教授，石老師雖然年過六旬，但精力充沛，紅光滿面，施拉普納不及他半分精神。
我幸福地幻想著大干一番自己喜愛的專業，并計劃在35歲左右成為實驗室主任。開學的第一天，我興沖沖地奔向實驗室。進門不到5分鐘，就因不懂規矩被看門的年青女子訓了幾次。為了不再冒犯規矩，我就老老實實地抓起一份計算機報紙并且站著閱讀，心想這下不得罪誰了吧！
突然一個氣得臉色鐵青的男人（機房管理員之一）對我斷喝：“你在干什么！你怎么可以不經允許就翻看別人的報紙！”似乎我是他一生中見到的最無恥的人。
我就象一個情竇初開的少年飄飄然地去擁抱夢中情人，不料迎來兩個耳光，此下場比《貓和老鼠》中的貓還慘。如果這兩個年輕人有幸看到我這篇文章，應該好好悔過自新，她與他的工作態度打擊過數十個學生的積極性。我本是因為向往CAD&CG實驗室而來的，得到的卻是極壞的第一印象。
CAD&CG實驗室在理論研究方面很有名氣，但我的興趣是開發實用的軟件，“嫁錯人”了。我頗費周折地考入CAD&CG實驗室，卻尚未熱身就全力而退，決心自立門戶。至今我都沒有用實驗室的計算機編過一行程序。
剛讀博時我窮困潦倒，只有一床，一盆，一壺，一碗。我那些窮朋友們象擠牙膏一樣擠一些錢資肋我。我買了一臺計算機，在宿舍里開發軟件產品“可視化軟件開發工具
VA
4.0”。1997年8月，我去北京參加首屆中國大學生電腦大賽軟件展示，路費也是借的。同學為我壯膽時說：“如果不能獲獎，就回到實驗室干活吧。”
我說一定會拿第一名，不然去干啥。
在軟件展示時，我們發現很多好的作品是國家的科研項目，根本不是學生個人的作品，違背了競賽的宗旨。如果允許這樣做的話，我應該運幾條生產線過來。我寫了一份抗議書，找了十幾個人簽名（很多人感恨而不敢簽）。但抗議能頂屁用，我參加過的科技競賽、見過的科研鑒定多了，哪一次我沒看到虛假？我寫抗議書是因為眼里容不得沙子。如果我的專業是政治，早就坐牢去了。
這次競賽選出十個“軟件明星”，只有我的軟件和清華大學博士生的項目值得一看。他的項目水平很高，但那不是他個人的作品（評委甚至認識他的導師，知道項目的來龍去脈）。綜合諸多因素，我的作品被評為第一，他的項目被評為第二。組委會來拍電視，可是找不到浙江大學的展板。因為浙江大學沒有任何準備，我是一個人來的，我的作品夾在杭電的作品之中，沒名沒姓。我只好從塑料袋上剪下“浙江大學”四個字，貼在展板上撐撐門面。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清華大學就一直在浙江大學頭上“作威作福”，我好歹也爭了一口氣。可是頒獎時，組委會竟按地方順序從北京念起，我淪落到第七，差點咽氣。
我曾在上海的一輛公共汽車上與一位北京來的旅客聊天，此公極健談。似乎他到上海旅游的目的就是為了發掘北京的優越性。見我掛著浙江大學的紅色校徽，且對清華、北大并不神往，不禁十分迷惑，就問：“浙江大學在浦東還是浦西？我要去看看。”
北京已經是極度優越了，就請不要把什么雞毛蒜皮的好東西都拿走。
1997年11月，在窮得快挨餓的時候，我獲得了中國大學生跨世紀發展基金特等獎（全國共20名，獎金1萬元），到人民大會堂領獎。給我們出錢的是一個靠資本運作發財的集團，在宴會前，該集團領導人和我們座談，他什么不好吹偏偏吹自己是個高科技企業：“我們主要從事生物工程，幾年前就掌握了克隆技術，英國的‘克隆羊’簡直是小菜一碟。……我們在東北有個農場，新品種的小麥長得比人還高，麥粒跟葡萄一樣大，你們不久都會喝到用這種小麥釀的啤酒。……我如果去美國炒個總統，那就跟玩似得。”
我們幾個獲獎的博士生吃飽喝足、拿了錢后，關起門來把那個老板臭罵一通，揚長而歸。別以為給錢就能讓我們說好話！
剛拿了“跨世紀發展基金”，又馬上獲得“浙江省青少年英才獎”，浙江大學也給我發獎學金。比起那些一個月只有300元工資的博士生們，我簡直是“暴富”。還了朋友們給我的“救濟款”后，仍然是個“富翁”。我老是覺得手頭的錢是搶劫來的，心里不踏實。于是找浙江大學校團委“訴苦”，請校團委把我的“不義之財”捐給浙大的貧困學生。校團委的老師熱情而坦誠，說愿意等我成為真正的富翁時再接受捐款，現在不能讓我“殺雞取卵”。但為了能讓我表達心意，建議我資助“希望工程”的中學生，讓我選了5個初一的學生，每個學生500元。我輕浮地以為自己真的幫助了5個中學生，直到1998年暑假我見到了其中的一個中學生，才發現自己做的好事只不過杯水車薪而已。我是到了自己貧困失意時才真正去幫助那些孩子的。
在1997年，我在學生時期的榮譽已登峰造極，覺得自己的翅膀已經硬了，不想再混下去。我總以為自己是第二個史玉柱，應該開個軟件公司來振興民族軟件產業。我曾到東軟集團（沈陽）參加“民族軟件產業青年論壇”，大不咧咧地作了一次演講（現在發現演講的內容沒有一項是可以操作的）。杭州有一個記者來采訪我，我談了一天的理想，記者還是沒聽明白，干脆自己寫新聞報道，并且含蓄地做了一個廣告：萬事俱備，只待投資。
由于我能說會道，頻頻上電視，引來近10個投資者。我選擇了一位年齡比我大一倍、非常精明的商人作合伙人，成立了“杭州臨境軟件開發有限公司”。彼時，我可謂光芒四射，名片上印著“以振興民族軟件產業為已任，做真實、正直、優秀的科技人員。”浙江大學想開除我，被我“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安撫住。
我當時想開發一套名為Soft3D的圖形系統，此系統下至開發工具，上至應用軟件，無所不包。公司名字起為“臨境”有兩個含義：一是表示身臨其境，這是我對圖形技術的追求；二是表示快到了與SGI公司稱兄道弟的境界，這是我對事業的追求。“臨境”這個名字我在讀本科時就已經想好了，1997年底公司成立的那一天，我有一種“媳婦熬成婆”的悲壯感覺。
我從實驗室挖來一位聰明絕頂的碩士生做技術伙伴。他叫周昆，年齡很小（1978年出生），研究能力極強。如果按照浙江大學計算機系博士生畢業的論文要求，他入學讀碩士的那一天就可以博士畢業。周昆的頭明顯比我的大，估計其腦容量至少是我1.5倍。我曾經以師兄的身份為他洗過一雙襪子，他因此覺得我是個好人。我倆一拍即合，常常為Soft3D的設計方案自我傾倒。一想到Microsoft公司的二維Windows系統即將被Soft3D打擊得狼狽不堪時，我們就樂不可支，沖勁十足。
我已經把“振興民族軟件產業”列入日程，并且提前擔憂將來錢掙得太多用不完該怎么辦。1998年5月份，我們做了一套既不是科研又不全象商品的軟件。軟件產品宣傳了幾個月，并沒有出現訂單如潮、接應不暇的局面（事實上壓根就沒有反應）。我意識到沒有找對市場，但仍覺得產品中的一些技術很有價值，將它改裝成其它軟件也許能開創“東方不亮西方亮”的新局面。
于是我向只有一面之緣尚在北大方正工作的周鴻一求助。他是真正的軟件高手，當我小心翼翼地展示約10萬行C++代碼的軟件時，他竟在十幾分鐘內就指出多處重大的設計錯誤，使我目瞪口呆地意識到整個軟件系統的價值為零。那種心痛啊，就象眼睜睜看著孩子被狼吃掉一樣。
到1998年10月，我用光了30萬元資金。周鴻一再一次從北京飛到杭州，三下五除二替我把只活了一年的公司給關閉掉。他放心不下，覺得我“惡病需用猛藥補”，于是意猶未盡地把我捉到北大方正插在他管轄的部門，讓我學習怎樣做事情。
北京寒冷的冬天可以營造一種凄涼的氣氛，沖去一切可以自我原諒的借口。我并不是太愛虛榮的人，知道這次失敗是我的毛病積累到一定水準忍不住噴發出來的結果。我絕不能以年紀尚輕不太懂市場與管理為理由輕率地敷衍過去。
從北大方正“勞改”了兩個月回來，我心服口服地承認失敗了。我把察覺到的數十個毛病列出來，日后一個一個克服掉。我寫的《軟件工程思想》一書，大部分內容取自我開公司失敗的教訓錄。我現在能客觀地從可行性分析角度說明我和投資方所犯的主要錯誤，以祭我那幼年夭折的軟件公司。我的主要錯誤：
（1）年青氣盛，在不具備條件的情況下，想一下子做成石破天驚的事。我的設計方案技術難度很大（有一些是熱門的研究課題），只有30萬元資金的小公司根本沒有財力與技術力量去做這種事。分析經濟與技術可行性，即可否定我的設計方案。
（2）我以技術為中心而沒有以市場為中心去做產品，以為自己喜歡的軟件別人也一定喜歡。我涉足的是在國內尚不成氣候的市場，我無法估計這市場有多大，人們到底要什么。伙伴們跟著我瞎忙乎一整年，結果做出一個洋洋灑灑沒人要的軟件。分析市場可行性也可以否定我的設計方案。
（3）我做到了“真實、正直”，但并沒有達到優秀的程度。我曾得到很多炫目的榮譽，但學生時代的榮譽只是一種鼓勵，并不是對我才能和事業的確認。正因為我不夠優秀，學識淺薄，加上沒有更高水平的人指點我，才會把事情搞砸了。
投資方的主要錯誤：
（1）投資方是個精明的商人，他把我的設計方案交給美國的一個軟件公司分析，結論是否定的。但他覺得我這個人很有利用價值，希望可以做成功其它事情，即使Soft3D軟件做不成功，只要掙到錢就行。這種賭博心態使得正確的可行性分析變得毫無價值。
（2）由于我不懂商業，又象所有單純的學生那樣容易相信別人。他讓我寫下了不公正的合同，我竟然向他借錢買下本來就屬于我的30%技術股份。他名為投資方，實質上雙方各出了一半的資金（他出51%，我出49%）。他在明知Soft3D軟件不能成功的情況下，卻為了占我的便宜而喪失了應有的精明，最終導致雙方都損失。
關閉公司時，他搬走了所有的固定財產。我明明投入了技術，又虧了15萬元，卻一無所得。幾個月后當我意識到不公平而找他協商時，他說：“只能怨你自己愚蠢，讀到博士，連張合同都看不懂。”此事充分地顯示了我的無知與愚蠢。相信真實、正直的品質加上不懈的努力會讓我變得有智慧。自己的奮斗沒什么可以后悔的，學到的遠比失去的多，下一次會做得更好。
公司關閉后，我就面壁反省，補習基礎，準備為幾年之后“東山再起”養精蓄銳。
1999年1月，有一個民營企業家G先生向我請教一個問題：“我給一個年輕人投資了100萬元，建立一家從事環保信息應用開發的軟件公司。他曾許諾一年內創利潤上千萬元，可是才過去5個月，他就把100萬元用完了，什么也沒掙到。我實在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請你幫我分析分析。”
這位G先生年齡有我的2.5倍，曾在西北當過幾十年的技術兵，性格豪爽。他投資的那個年輕人叫Y（以下稱Y經理），自稱有英國的管理學文憑，能對公司的市場、技術、管理一把抓。G先生喜歡說“錢我沒問題”，于是想也不想就投了100萬元，并且給Y經理40%的股份。
G先生請Y經理到家里座談。我那時突然狡猾起來，自稱是G先生的遠房親戚，在浙大讀半導體物理，特羨慕那些做軟件的同齡人，渴望聽聽Y經理的高見。Y經理果然信口開河，滔滔不絕，連綿不斷，如黃河泛濫，一發而不可收拾。我激動地想去參觀他的公司和產品，并表示要拋棄物理專業，立馬轉向軟件專業。
Y經理得意而笑：“對于IT行業你就不懂了，我們經營的是一種理念而不是產品，這是國外最先進的思想。你可以來參觀我的公司，但你看不到具體的東西，只能用心去領會。”
這屁話比曹元朗的詩還臭（《圍城》）。我搞軟件只有8年功夫，說我不懂IT行業并不過分。可我讀了10年大學都沒聽到過如此“先進”的思想。如果這是英國管理學教育的成果，我認為自己已經發現了這個曾經是“日不落帝國”的衰敗的真正原因，有必要找英國首相切磋一番。
我對G先生說：“Y經理根本不懂技術，為人極其浮夸。應馬上關閉公司，以絕后患。那100萬元你也虧得起，就買個教訓吧。”
G先生說：“錢我沒問題，那100萬元就算我在澳門賭博輸掉了。”
1999年5月，G先生又來找我請教另一個問題。
他說：“小林啊，你上次說得很有道理，我接受了教訓。”
我說：“那是好事，不論年齡大小，知錯就改總是好孩子嘛。”
他嘆了一口氣：“最近幾個月，Y經理又花了我100萬元。”
我當時差點給噎死，氣兇兇地訓G先生：“我早跟你講過，Y經理不是好東西，叫你關閉公司你不聽，你老說錢沒問題，虧你200萬元活該。”
老先生象犯了錯誤的小孩子：“Y經理每一次向我要錢時，都拍拍胸脯保證下個月就有利潤，所以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掏錢給他，希望能救活軟件公司。現在該怎么辦？”
一個有20名職員的軟件公司，程序員只有三四個，連“十羊九牧”都不如。200萬元的財務報表中，有100多萬元用于吃喝玩樂和行賄。這種公司完全無藥可救。臺灣作家李敖曾說過：“當你沒法扶一個人上馬時，也許應該拉他下馬”。從5月份到8月份，我行俠仗義，替G先生清理軟件公司，根除Y經理這些敗類。
可是難哪，因為G先生投資的公司根本不把G先生放在眼里，又豈能讓我插手。就在我想方設法卡住Y經理的脖子時，Y經理總能從G先生那里挖出錢。G先生就象被吸血鬼附身，卻仍存幻想：“如果吸血鬼能治好我的病，就讓它再吸些血吧。”
Y經理又和一個來自深圳的騙子H想了注意，教唆G先生再投資100萬元新建一個“指紋”公司，說利潤將比開發環保信息的應用開發更加可觀（估計要用億來度量）。就在他們準備簽合同之際，我偶爾路過，發現異常，便強行阻止。
G先生是個好人，但太頑固。好幾次我氣極想撒手不管，但又不忍心好人被壞人欺負。我曾請求G先生：“我求您別再說錢沒有問題，您的私人財產會被人騙光。請讓我把這漏洞堵住吧，好讓我安心地回學校做完博士學位論文。”
到8月份，我和G先生的兩個兒子，伙同“黑社會”的朋友，強行把那個軟件公司搬回G先生的工廠中，辭退所有員工。現在那個軟件公司被別人接管，仍然半死不活，好在每月虧損不過幾萬元，G先生承受得起，我就不再去碰G先生的傷疤。
我以前從未玩過與人勾心斗角的游戲，此三個月的經歷讓我疲憊不堪。那個軟件公司的員工曾透露，Y經理的英國文憑大約是在上海或杭州某個大專培訓班里混來的。方鴻漸買美國克萊頓大學博士文憑尚知羞恥（《圍城》），而Y經理卻趾高氣揚。害得我平白無故為英國教育界擔心，回想起英國鬼子曾打劫過中國，倍感恥辱。
G先生是正人君子，不防小人，實在不是現代的商人。我和他成了忘年交。G先生第一次見到我時問我工資幾何，我答曰：“300元，夠買幾本書。”G先生甚為著急：“這樣的條件怎么能生活？你就搬到我家來住吧，我家條件好，你可以安心地學習，將來可為國家多作貢獻。”后來他幾次相邀，我就看在國家的份上住入他家，一直住到博士畢業。自從讀中學以來，我第一次享受食來張口，不用洗衣服的奢侈。唯一的麻煩是我得向很多朋友解釋：“我不是被別人養起來了，是為了國家的利益，不得已才這么做的。G先生是男的不是女的，并且沒有待出嫁的女兒。”
我在讀博士學位的三年里，經歷有點奇特。我遺憾的是“真才實學”沒有長進，并且沒有了在西電那樣的純真友情和纏綿愛情。略為欣慰的是我做了幾件感人的事。
我很想講一講自己參加希望工程的經歷與感受。
1998年暑假，浙江省云和縣梅源中學的老師們帶希望班幾名優秀學生來到浙江大學，其中有受我資助的何曉麗同學。我才知道初中學生一個學期的學雜費就要600元。何曉麗哭訴下學期不能再上學，其它的學生處境相似。我以前資助的2000元是5個人3年平均分派的，根本不起作用。
那時侯，公司倒閉使我債務累累，并且自信心遭受十年來最大的打擊。我在入不敷出、心事重重的情況下，沒有推卸義務，而是“變本加厲”的去盡這個義務。我在西電的好朋友史江一替我“接管”了一個中學生。有一個小姐追求我，我乘機給她一個活生生的“見面禮”。1999年7月份，我把工資卡送給了一個大學生，自己成了無產階級。從1997年11月起到我博士畢業期間，我直接或間接地為7個貧困學生捐助了約1萬元。我有了幾點感受：
（1）對人的幫助莫過于給予希望。
（2）人在任何時候都能夠幫助比自己更困難的人，哪怕自己處于困境。
（3）幫助是要負責任的，一定要設法做成有意義的結果。不負責任的幫助就是“施舍”。“施舍”缺乏誠意，不配稱為“幫助”。
不少人曾對我說：“你是做大事的人，不要在小事上浪費精力，更不要為了別人而害了自己。”
很多人總以為自己將來是偉大人物而不愿做小事，從而到死也沒做成什么有價值的事。也有很多人希望自己成功后再去幫助別人，無論他最終成功還是失敗，一輩子也沒有幫助過人。還有很多人略有權勢或略有名氣后，便覺得自己吃喝玩樂、放屁、上廁所都是重要的事，在他們最能夠幫助人的時候卻以“太忙”“沒空”為理由不去做好事。
我也在忙碌、在奮斗，也渴望成為偉大人物，但我希望讓有意義的小事充實一生。
我還要講另一件我常干的小事。
很多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保留了隨地扔垃圾的“風俗習慣”，這惡習就象腳氣那樣雖然不致人于死地，但能遺臭萬年。即便象浙江大學這等典雅的地方，你都經常可以看見草坪、校門口的廢紙、果皮、塑料袋，垃圾就如同天使臉上的一砣狗屎那樣鮮艷，人們竟然無動于衷。我記不請自己多少次當眾、當道撿垃圾，可是幾年來我都沒有在大學里發現第二個做這種事的人。
我很想對所有的教授、博士、碩士、學士們講句話：“救人并不只是醫生干的事，保護環境也不只是清潔工干的事。只要你多花幾秒鐘，彎幾次腰，就能讓環境更加清潔，讓心靈更加清潔。我們不必個個道貌岸然，但至少應該做到‘讀書明理’。”
那些正在追我和將要追我的小姐們，你多撿一次垃圾就多一份希望，你丟一次垃圾就不再有希望。
我這樣喋喋不休地講“希望工程”和“撿垃圾”，并不是在沽名釣譽，也不是在布道，只是希望我這些“金玉良言”能觸動更多的自以為自己是高素質的人們。
我在浙大有一個值得懷念的人，她是管宿舍樓的大媽。在1999年1月至5月，我在博士生宿舍靜心修煉內功，大媽就象我的“護法”。晚上九點鐘時，她就會燒些東西給我吃。我和大媽非親非故，同學們都不明白大媽為什么待我好。我想那是因為我沒把自己當成“博士”來看，而是當成“人”來看。
5月份后，我看在國家的份上搬到一個千萬富翁家里去住，大媽也調到“熊貓館”當掌門人。我一般隔幾個月去看望大媽一次，中秋節我就和她在一起。朋友們知道我和大媽有這層關系， 就紛紛托大媽物色女朋友。
大媽果然稱職，她就象特務那樣審視大樓里的女生。可大媽畢竟是大媽，她采用的“標準”是幾十年前的版本，無法與現今的兼容。她盯住了不該盯的，卻漏掉了不該漏的，至今都未“推銷”成功一個。
這件事讓我又明白了一個軟件工程道理：光有完善的數據庫還不夠，還應該提供很好的搜索引擎。
我相信生活、科學、藝術中的很多道理是相通的，于是就不嫌人笑，寫下《軟件工程思想》這本書，并寫下了十年來的故事，交最后一次作業。
大學十年給我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憶，現在可以打上漂亮的句號了。盡管我即將告別大學，但我會終生學習。也許我成不了天才，但還有機會成為天才的爸爸。
我想大聲呼喊出那種可以用雙手把握未來的自豪。
我要對年輕的朋友們說兩句肺腑之言：
一、主動去創造環境，否則你無法設計人生。
二、生活和工作要充滿激情，否則你無法體會到淋漓盡致的歡樂與痛苦。
如果我碰到上帝，只會對他說一句話：“你看廁所去吧。”
林銳所作《軟件工程思想》pdf版本下載：http://www.xfocus.net/articles/200301/rjgcsx.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