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強國，需要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思想家。隨著中國日漸崛起，強國戰略成為熱門話題。惟所需思想家卻不曾見識。近日再讀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深為折服。竊以為，若論大智慧，把自己設為先發國的揣測者，不可不讀斯密、李嘉圖；設自己為后發國而想先至者，則不可不讀李斯特。
秦王朝崛起前有李斯，德國崛起前有李斯特，美國崛起前有刻在了山上的幾個思想家……他們共同的特點是，提前數十年想清了可以概括強國戰略的那“幾張紙”。反之，未有強國戰略而強國者，鮮矣。最近，我國東邊出現了“使日本處于自明治維新以來又一次偉大的歷史轉折中”的GNC運動，令美國朝野深感震撼。試問國內有幾個“戰略家”知道？更不用說對策了。
所以，需要耐心來討論這個問題。歷史經驗往往是最好的老師，溫故而知新，中國要想和平崛起為信息強國，也不例外。
強國崛起的歷史經驗
雄才大略的思想家與匠人型學者的區別在于，匠人型學者往往會抓住某種教條，當作萬古不變的真理。而雄才大略者的思維，往往站在歷史高度，與時俱進。
現在許多匠人型學者都在援引斯密或李嘉圖的教條，而當時的李斯特早已洞若觀火地指出，斯密提倡的自由貿易，反映的是英國作為先發國的利益；德國需要貿易保護，是因為它處在后發的位置上。李斯特以英美“工業品—原料”貿易為例指出，假設兩國貿易中斷，“如果根據價值理論觀點來看，似乎發生不利影響的一定是在美國一方；然而如果以生產力理論為依據，則足以招致無限損害的必然是在英國一方”。(這與當前美國限制高技術向中國出口的情形很相似)。
世人以為李斯特是貿易保護主義者，并以此作為經濟學史上的定論。事實上，按照李斯特的理論方法推論，如果斯密是德國人，而李斯特是英國人，他們的貿易主張可能會倒過來。李斯特實際主張的是，在現代化的第一階段，工業化后發國宜采取自由貿易政策，吸收先發國的生產力。“對比較先進的國家實行自由貿易，以此為手段，使自己脫離未開化狀態”。(他舉的例子是西班牙、葡萄牙和那不勒斯王國)。在現代化的第二階段，后發國向先發國并行過程中，宜采取保護主義政策，以保護本國工業(他舉的例子是德國和美國，以及法國)。在現代化的第三階段，已成為先發國的強國，應當再回過頭采取自由貿易政策，輸出本國的制成品。“當財富和力量已經達到了最高度以后，再行逐步恢復到自由貿易原則，在國內外市場進行無所限制的競爭”(他舉的例子是英國)。只不過李斯特所在的德國正好處在第二階段，他為本國利益說話，所以形成他的理論是保護主義的錯覺。
歷史主義的特點—與后現代主義的方法有一個重要相通處—是主張XX特色的XX道路。強調系統(普遍真理)與環境(具體國情)的一對一匹配。(例如是否實行自由貿易，要視先發后發而定)。用李斯特的話來說，“歷史教導我們的是，凡是先天的稟賦不薄，在財富、力量上要達到最高度發展時所需的一切資源面面俱備的那些國家，就可以，而且必須……按照它們自己的發展程度來改進它們的制度”。有人以為，照搬照抄先發國的成功經驗、成功制度，就一定會取得成功。例如，我國知識產權立法拷貝的就是先發國的東西，而且比知識出口國美國還激進。歷史經驗表明，愿望與實際總是恰好相反。這一點在設計強國戰略時非常重要。
一般來說，農業化也好，工業化也好，信息化也好，如果一場生產力革命形成的社會新秩序是由戰爭確定的。利益會體現在戰后瓜分勢力范圍的協定中(如雅爾塔協定)。但如果不是由戰爭而是由貿易形成的，體現利益的秩序就會隱含在先發國制訂的游戲規則中。先發國抑制后發國的辦法，就是讓他們以為這種規則是代表后發國利益的。李斯特舉了許多先發國誘騙后發國接受這種規則從而上當的例子。
例如，威廉·庇特是第一個對《國富論》進行政治性利用的政治家。他經常隨身帶著一本《國富論》，利用法國人缺乏經驗和政治眼光，誘使他們贊成伊甸條約。“他說法國生來是宜于農業和酒類生產的，就象英國生來是宜于工業生產一樣。這兩個國家應當互相發生作用，就象兩個大商家，彼此行業不同，但是可以互相進行交換商品，使雙方都富裕起來”。其中的“欺騙點”在于：“英國向來有一個牢不可破的準則，認為一個國家只有用工業品來交換農產品與原料，只有進行這樣的國外貿易，才能達到最高度富強，這一點在這里卻一字不提。”
李斯特舉了很多很多這方面的例子，讀起來非常有意思。例如，英國的斯爾累勛爵欺騙外國成功后，卻被本國的貴族“殺掉了產金蛋的母雞”；坎寧如何在理論界的幫助下企圖欺騙法國和美國，卻被更老于世故的維萊耳識破花招(維萊耳耍弄坎寧說，“但是法國的工業還沒有達到充分發展的地步”，“等到將來時機成熟時，他將毫不遲疑，學習坎寧先生的榜樣，使法國可以從中獲得利益”，氣得坎寧七竅生煙)；還有英國人想騙美國人，卻把自己繞進去了(如赫斯啟森)……等等。
我個人認為，中國目前正好處在李斯特說的后發國變強的第一、二階段的接縫上。在第一階段，中國的主要任務是吸引先進生產力，為此不惜給外商以“超國民待遇”(比國內企業還優惠的條件)；第二階段，將進入戰略僵持，李斯特描述的美國作為后發國，成功超越英國的大量招數，是本書最精彩的部分，非常值得中國借鑒。讀一讀李斯特用歷史主義眼光進行的英美爭雄過程解說，再想想最近中美在思科—華為、高斯—大唐、3G、WLAN上寸土必爭的形勢，何其相似乃爾。
美國當年化解日不落帝國無邊霸權于無形，如果不算獨立時的戰爭，基本可說做到了兵不血刃，和平崛起。我認為，要注意李斯特總結的兩點歷史經驗。一是先發國怎么算計后發國，后發國一定要拆解到位，才談得上接招。李斯特對英國怎么玩后發國，刻劃得入木三分：“一個人當他已攀上了高峰以后，就會把他逐步攀高時所使用的那個梯子一腳踢開，免得別人跟著他上來。”“當這個時候，代它設想，最聰明的辦法莫過于把它爬上高枝時所用的梯子扔掉，然后向別的國家苦口宣傳自由貿易的好處，用著那種過來人后悔莫及的語氣告訴它們，它過去走了許多彎路，犯了許多錯誤，到現在才終于發現了自由貿易這個真理。”今天，文章不一定是做在自由貿易上，但道理是一樣的。比如，我個人認為，我國學界主流對知識產權的戰略，完全拆錯了招。(正確解招的方法，見英國政府知識產權委員會報告。)二是李斯特說的，“任何大國要獲得恒久的獨立與富強的保障，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使自己的力量與資源能夠獲得獨立的、全面的發展”。美國并不是強大之后才轉向自主的，“美國的獨立還剛剛開始，我們就看到它同母國的強大艦隊展開了斗爭”，美國既在第一階段充分利用自由貿易的好處時，做得比別國更好；而且也有過轉過第二階段初期，民族工業兩度“瀕于毀滅”的教訓，因此才找到了適合本國國情的規律。
信息強國戰略面對的挑戰
今天，中國面對的形勢，與歷史有相通之處。
縱觀歷史，每一代強國崛起的背后，都有新的資源基礎作為依托。農業強國爭奪土地資源，工業強國爭奪能源資源，信息強國爭奪信息資源。一代強國權力的更替，實質是一代資源控制權的更替。
首先，信息強國的和平崛起，有賴于對信息資源控制權的有效掌握。而提出符合自身利益的規則和秩序主張，是與列強對話的先決條件。
在以信息資源為中心的新一輪財富爭奪中，先發國與后發國的矛盾是一個客觀存在。先發國的利益在于維護知識自由貿易，保護本國知識產權，提高后發國進入信息社會的門檻；后發國必須想方設法，利用自己的市場優勢，發展自主技術和產業，鼓勵技術應用和信息擴散，降低進入信息社會的門檻。
我國現狀不能適應向信息強國轉變的戰略要求。突出的矛盾表現在信息戰略定位上。我們需要站在后發國家跨越式發展的立場上定位資源戰略，而不能將體現先行者利益的戰略簡單拿過來照搬照抄。否則，只能一步步被納入先行者設計的秩序之中，失去成為信息強國的戰略機遇。
與先發國家傾向把體現自身利益的秩序和規則神圣化的意圖相反，后發國家要打破既有秩序，根據自己的實際決定自己發展道路的根據。不存在一個放之四海皆準，既適合先發國家，又適合后發國家的一成不變的僵化教條。各國采取何種策略，一定要從本國的實際條件出發，實事求是，相機抉擇。舉例來說，先發國家與后發國家，條件不同，利益角度不同，對信息和知識的共享，態度及規則主張必然不同。這是正常情況。戰略上的大忌，是后發國家超越自身歷史階段，錯誤地照搬先發國家戰略，結果勢必加大進入信息社會的門檻，永遠跟在別人后邊，欲速而不達。
今天，在信息和知識的貿易問題上，美國對中國采取的是與當年威廉·庇特一模一樣的手法。唯一不同是把工業產品換成了信息產品。然而在這個世界上，作為對手戲，能玩到維萊耳水平的戰略家確實不多。當然并不是沒有，例如英國就沒有中美國的“招”。英國1993年《科學技術白皮書：實現我們的潛力》針對力量對比，改變政策，變自主研發戰略為吸收擴散戰略。這個政策經過1994年《競爭力：幫助商業取勝》白皮書、1995年《加速前進》白皮書連續肯定，進入到政策操作。化解招數包括強化“商業公司使用大學知識基地的密集度”、“大學與產業界共同承擔的R&D”、“產業部門對基礎研究的貢獻”、“通過物化的R&D流動和專利化知識的市場分布的技術擴散”。畢竟當過老牌強國，有經驗，有辦法。既不得罪美國，又維護自己的利益。中國挨了一百多年打，現在要做信息強國，要和平崛起，這方面自然需要重新成熟起來。李斯特是這方面的第一號專家。專門指點后發強國的快速超車之道。他的兩本世界名著，可以說就是兩本“后發先至”手冊。既有精深的學術原理，又有系統的各國發家史案例解析，以及后發國與先發國斗智斗勇中的疑難問題拆解。
其次，信息強國戰略的實現，核心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發展要求。
強國要強在生產力上。李斯特作為“生產力”這一概念的初創者，對此給予特別的強調。其實，自由貿易、貿易保護，都不是問題的實質。實質是，無論采取何種政策，都要從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出發，有利于先進生產力的發展。
李斯特在總結英國何以在紡織業這個自己沒有任何比較優勢可言的弱項上，快速超越有千年歷史和優勢的法國時，強調的第一、二條分別是：“一貫鼓勵生產力的輸入”，“小心謹慎地撫育并保護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李斯特獨有的觀點，持斯密觀點的主流經濟學并不強調這一點(因為他們根本不承認“生產力”這個概念)。
李斯特解釋說：“歷史告訴我們，技術和商業是會從一個城市轉移到另一個城市，從一個國家移轉到另一個國家的。它們在本土受到了迫害、壓制，就會逃到別的城市、別的國家，在那里尋求自由、安全和支持。”因此跨越式發展的秘密就在于，“主動提供對工業的有利條件，邀請它們到我們這里來安家落戶”。
由此我想到秦統一前李斯寫的《諫逐客書》：“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愿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仇，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之無危，不可得也。”
李斯和李斯特講的，都是同一個道理。但要做到，并不容易。我舉一個例子，美國的軟件業人力資源成本較高，希望向后發國家轉移。但最近美國的商會卻告誡他們的商人，不要到中國來辦軟件企業。主要原因是中國沒有二板市場等風險投資機制。我們的相關制度和政策環境，哪怕是不作為，在這里起到的也是“逐客”的作用。美國當年趕超英國，可不是這種趕法。我們的學者，現在卻還在做著誤國的爭論。殊不知，和平崛起的機遇，就在他們眼皮底下穿過。
《商業周刊》預言21世紀將有一場李斯特與斯密理論的大辯論，肯定是有感而發。中國人需要讀一讀李斯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