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這群IPO人，就難有中國互聯網的興盛；但他們中只有極個別能夠分享公司的遠景。
難見當年引渡人
誰都知道百度要去納斯達克上市了。創始人兼CEO李彥宏剛從普華永道找來一個王湛生做CFO，把具有上市公司高管背景的朱洪波提拔成COO，又從鳳凰衛視挖來“公眾人物”、節目主持人梁冬做主管營銷的副總裁。公司另一創始人徐勇則激流勇退，出走百度自立門戶。
這是一個不成文的公理：要去美國上市，等于隔山賣牛，必須拿得出讓老外信得過的履歷。從跨國企業、上市公司請來的職業人士，貼上C‘X’O之類的扎眼標簽，就能讓美國股民乖乖掏錢。各家各戶都這樣干，就好比搜狐請李文謙、盛大邀唐駿、掌上靈通找楊鐳。梁冬算不上職業經理人，可有人說：“百度上市依托的是搜索技術創新，找個‘娛記’坐堂，正好體現‘求新求異’！”
梁冬看起來狀態不錯，他告訴記者，融入百度“絕對沒有”問題。人容易有錯覺，可時間不會撒謊。且看一組數據。
2000年有5家中國公司登陸納斯達克，在IPO之前的1年內時間里，從外界密集引入了19位副總級別以上的高管。這群“IPO人類”特征統一：出身“名門望族”，擁有極漂亮的履歷。不過，這19位大牌中，有13位在一年之后、3位在兩年之后就與莊家“分道揚鑣”，到今天，只有UT斯達康CFO麥克.索非和新浪COO林欣禾兩位在原公司“幸存”下來。
想一一尋訪出分手真相可謂艱難，17位“撒手”大佬中，至少10位早已在中國的互聯網圈子和媒介視野里消失，蹤跡難覓。當年搜狐的COO李文謙和副總裁陳祥輝據稱都已退休，現閑居香港；CFO Thomas Gurnee自2000年底離職后就未在中國出現。網易老臣，CEO黎景輝和COO陳素貞在2001年中同時離職后就雙雙回歸臺灣未再露面；“曾給丁磊極大幫助”的CFO何海文“隱”于上海相夫教子，婉拒了《中國企業家》托中間人發出的采訪請求；副總裁Wei Jie自離職后就不知蹤跡，CTO許緒良現供職于eBay美國，已“少問江湖事”。新浪原CFO Victor Lee和CEO沙正治則鮮有人知其下落。
2000年中國概念股大規模登陸納斯達克是一個開端，之后幾經起伏，到如今共18家公司成功上市，圈到的資本以數十億美金計。靠著這筆錢，中國的網絡先驅們撐過泡沫破滅的低谷期，堅持基礎設施投入和提供免費服務，到如今成就一派欣欣向榮的局面。時下中國概念股市值總額以百億美金計，百分之四十的純利率使其成為眼下最賺錢的行當。
而今回首，卻難見當年引渡人，不免抱憾。
跟隨現有的零星史料和業內人士的回顧，可以想見，IPO人類與莊家的相處和分手并不和諧。李文謙當年身居甲骨文中國總經理、在IT業聲譽極重，卻未能在搜狐COO任上呆夠300天。臨行，搜狐一高層為其下了“對具體事物的應變、處理能力嚴重不足”的評語。新浪從網景副總裁任上挖來的CEO沙正治，沒干足半年、在正式IPO之前就尷尬退場。互聯網觀察家呂偉鋼對《中國企業家》回顧說，沙正治偏重美國市場的策略與董事會專注中國的主張相左，因之離去，后來轉變成一個“反互聯網人物”。在網易，創始人丁磊和黎景輝、陳素貞的矛盾從2001年初開始就一度公開化、甚至傳言“大打出手”；之后，網易假帳風波暴發，二人敗譽、復歸臺灣。
“空降兵很痛苦，公司也很痛苦！”
易凱資本CEO王冉認為，IPO人的歷史作用，就是從財務、審計、流程、架構等方面把一家個人色彩很強的本土創業公司轉化成一個能夠進入美國公眾市場、符合其標準的公司。而“由內部很難實現這樣的轉變，須要借助外界力量”，呂偉鋼說。
其實話分兩頭。對于財務機制的建立或者財務數據的包裝是相對表面化的，這就是為什么IPO人類中，CFO以外國人居多并甚少發生“緋聞”的原因。來來去去，大家相安無事。搜狐第二任CFO Derek Palaschuk就在2004年初改投E龍門下，為其包裝上市；而第一任CFO Thomas Gurnee即使在職搜狐期間也極少到中國，主要在美國應付投資者；IPO后不足半年，便旋即進入另一家即將上市的公司，成了“IPO專業戶”。
財務包裝之外，對流程、架構等具體運營地改造就要深入和復雜許多，頂著CEO、COO、和總裁帽子的IPO人將不可避免地同原有體系和團隊做直接磨合，大部分“緋聞”都流傳在這群人當中。很大程度上，他們遭遇到普遍的“空降兵難題”，又有特殊在于，他們空投到的，是一片為創業文化和個人色彩滲透的土壤。
這群IPO人與原創業團隊間究竟會發生什么？相信曾任亞信中國區總裁的王秦岱是眼下極為稀有的享有發言權的“當事人”之一了，他的感言很直白：“空降兵很痛苦，公司也很痛苦！”
王秦岱在1999年12月從北電網絡高管的位置上到亞信出任中國區總裁，當時正值創始人田溯寧離開亞信赴任網通，其職責一分為二，CEO丁健執掌戰略和國際業務，王秦岱負責運營和中國業務。亞信隨后于2000年3月上市；2001年初，王秦岱與4位亞信副總裁先后離任，三個月后，以王為首的6人團隊對當時UT斯達康旗下的華友斯達康進行管理層收購(Management Buy In)，更其名為華友世紀、進入無線增值業務；2005年2月，華友世紀登陸納斯達克，王秦岱作為大股東，一直擔任董事長兼CEO。
“Q.D.(王秦岱在圈子里的昵稱)沒什么‘緋聞’，先是做職業經理人、現在又創業成功，兩種角色都嘗試過。要是沒這個經歷就不方便說話，也難保公正。”這是圈內人士向《中國企業家》推薦王秦岱進行采訪所給出的理由。
在王秦岱眼里，自己與亞信之間互有助益。在跨國公司經歷的系統管理經驗，與原創始人的創業精神互補，這不僅在IPO時給投資人以信心，也在實際上影響著亞信。反過來，亞信使王秦岱們得以適應本土市場和創業型公司的環境。“西方公司里成型的各種理論，到了中國，如果不經過裁減、甚至完全打破后重來，就不見得有效果。正規軍的作戰方式在創業公司所在的叢林戰里幾乎沒用，還按原來的路數，遲早被殲滅。”
這些浮在表面上的利益互補，在實際進程中就意味著深沉的痛苦。
“原有團隊的信任是在多年創業過程中逐步磨合出來的。而IPO人要在短期內適應創業公司的文化和特點，要贏得元老和員工的支持，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如果信任關系建立得比較慢，那么推行一些新的管理自然就比較慢，雙方對如何產生價值常有很大的分歧。這就是痛苦，你想盡快地改變一些事情，卻欲速不達。”
“反過來，公司董事會重金聘請、寄予無限希望，目的就是要空降兵改變現有的文化和管理體系。這種期待非常之高，但實際情況又需要相當的磨合。你要把國際公司來的人裁剪成能適應創業環境的狀態，確實要碰到很大的沖突。兩方面矛盾交織一起，就是一個痛苦的經歷。”
在亞信，王秦岱第一次聽到“打單”的說法。從AT&T到朗訊再到北電網絡，王所熟悉的是“銷售”，先是針對客戶習慣的培訓，再學習如何做介紹和溝通、如何事后服務等等，一步一步來。而在亞信，要的是與華為相似的狼性，老板下了命令，你出去就要把單子拿下來。一次不行，兩次不行，就要走人。也是在亞信，王秦岱開始接觸到一些本土公司在對待政府和客戶關系上的“本土”做法。
在亞信“痛苦”不到一年時間，王秦岱于2001年初離職。他感受到，在亞信難以實現新的想法，而自己的創業基因開始發酵。“在亞信學會了如何從無到有地建設一個事業，學會如何去帶領一個創業隊伍，當時機成熟，就覺得應該自己做點感興趣的事情了”。
強勢創始人下的IPO人類
葉忻是另一位“雙料”IPO人，也是至今仍留在中國互聯網圈子的幾位“幸存者”之一。80年代出國留學、90年代拿到學位后，葉忻先后加入硅谷兩家技術型公司Tivco和Marimba，分別負責技術、銷售、及國際業務拓展。2000年5月，葉正式加入在之前就鼎力支持的搜狐，擔任主管技術的副總裁，一年之后離職擔任中關村科技軟件(Censoft)CTO。2003年底，葉忻加盟掌上靈通擔任CTO，3個月后，掌上靈通上市。
“當時的創業者都是在嘗試之中，這反映到公司層面，就是內部沒有章法，不像一個公司的運作，”這是葉忻初到搜狐的感受。“之前，開發的產品不經測試就會放在網上，我會要求他們進行調試。之前，創始人一有什么想法就會去做，李文謙就把標準的流程引進來，預算、預測、分析、目標等等。用這些傳統方式做事對搜狐有很大幫助。”
葉忻認為IPO人“集體”離開有一個共同的底層原因：這個平臺如果不能提供足夠的空間，那么就會去選擇更好的機會，做更有激情的事情。葉忻不排除IPO人在跟“老板”的斗爭中被動離開的可能，他認為中國企業的一個基本挑戰，就是創始人只堅持自己的想法。“我們增值的途徑就是帶來我們的想法。如果大家不能和諧，呆下去就沒有意義。”
與在搜狐不同，葉忻在掌上靈通似乎更加得意。在任已1年多的時間，葉忻還沒有離開的打算。“這是一家由管理層控制的公司，創始人已退出、CEO楊鐳是職業經理人，我們共同點更多，容易溝通，想象力有很大的發揮空間。跟在搜狐網易不一樣。”
無獨有偶，王秦岱執掌下的華友世紀也有一個穩定的團隊。CFO劉曉奚和其他三位高級副總裁季平、楊凡、李杰強，都是王在AT&T、朗訊、北電網絡的高管同事，五人團隊一起空降亞信，也一起離開亞信、創建華友世紀。顯然，這個團隊并不需要為了IPO而從外部引入經理人。感受過空降兵的痛苦，王秦岱更傾向于自己培養接班人。
不過，能象葉忻這樣全身而退、甚至王秦岱這樣另辟天地的IPO人實在太少，職業經理人的成功在這里并不具有代表性。在中國互聯網，大唱主角的是在“嘗試”中摸爬的“土鱉”創業者。王秦岱自己也并不諱言對這些強勢創業人的贊賞，“陳天橋的戰略視野和丁磊的創新精神都無人能出其右，他們的頭腦里沒有界限。”
IPO人的艱難，實有必然。王秦岱常說，如果后生十年，一定學丁磊小師弟、一開始就創業。他眼里，在跨國公司里習慣的條條框框對適應本土創業環境非常不利。“那些經驗能幫助公司從創業期向成長期轉變，但在最早的創業和生存期沒有大作用，而相反，你要完成轉型需要相當長的時間。”王秦岱最終完成了轉型，不過更多的IPO人在固有經驗和現實環境的擠壓下，失意離場。
如果放到一個大背景下，葉忻對IPO人的整體意義極顯自信。“我們對中國互聯網貢獻很大，國際資本經過我們的幫助進入中國，這筆錢用來雇傭最優秀的中國人，建造令他們激動的事業。”當今的中國互聯網，已經成為與國際接軌程度最深、與國際差距最小的新興產業。
但是，也正因為資本來源地和產業所在地的分離，使連接這兩者的“IPO人類”天生要在二者之間牽扯制衡。很多人懷疑，來去匆匆的IPO人沒有時間、也不可能改變中國公司的本質，甚至反而為其帶來動蕩。但王冉相信，外部經理人對成長中的中國公司還是利大于弊。“無論成敗，他們都會有效地沖擊一些落后的東西；他們起碼能讓本土創業團隊開闊視野、讓他們了解外面的做法。這個非常重要。”
“這些公司無疑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問題，但跟國內其它公司相比肯定要優秀得多。如果國內上市公司一多半還是罪犯的話，海外上市公司中絕大多數還算良民。”一位資本界人士如此對《中國企業家》表示。
無論如何，情況似乎正在好轉。2003年開始，大量中國公司又開始陸續登陸北美，空降兵離職的事件卻不再頻繁。
微軟中國前總裁唐駿在盛大上市前3個月閃電空降，一度成為最受關注的IPO人。去年到任之際面對記者“要在盛大呆多久”的問題，唐駿頓了頓，說“兩三年吧。”當今年2月再次面對《中國企業家》的相同提問，唐駿的回答利索了許多：“過個三五年再說！”不過，此番表白甫一落地，“唐駿與兩位副總裁離職盛大”的傳聞卻再次襲來，一時間猜測四起。IPO人的天空，似乎依然灰澀。(來源：中國企業家作者：程苓峰)
小知識：什么是ＩＰＯ？
ＩＰＯ是指風險投資者通過被投資公司股份的公開上市，將擁有的私人權益轉換成公共股權，在獲得市場認可后，轉手以實現資本增值。一般說來，風險企業因為是新建企業，還達不到主板上市的標準，因此多在上市門檻較低的二板市場實現ＩＰＯ的。
許多國家和地區都建立了自己的二板市場，美國的是著名的ＮＡＳＤＡＱ市場，歐洲的是ＥＡＳＤＡＱ市場，我國香港也建立了自己的創業板市場。
ＩＰＯ是風險投資家和風險企業家最向往的退出方式，因為它既表明了金融市場對公司良好的經營業績的確認，又保持了公司的獨立性，同時還使公司獲得了在證券市場上持續籌資的渠道。不過ＩＰＯ也受到相應的限制，須承擔相應的責任。
對于風險投資家而言，在風險企業ＩＰＯ之前的一兩年，必須做大量的準備工作，要將公司的經營管理狀況、財務狀況、發展戰略等信息向外公布，使廣大投資者了解公司的真實情況，以期望得到積極評價，避免由于信息不對稱引起股價被低估。最重要的是，當風險企業實現ＩＰＯ后，風險投資家并不能立即從風險企業中完全撤出風險資本。風險企業剛上市時，風險投資公司只能出售極小比例的股份；只有經過一段確定的時間后，風險投資公司才能在證券市場上將手中的股份全部售出。這樣風險資本家即使在所投公司成功地ＩＰＯ之后，還要承擔收益不能變現或推遲變現的巨大風險。